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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丕显
2015-10-13 17:08  

陈丕显(1916—1995),生于上杭县南阳镇(当时属长汀县管辖)官连坑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无产阶级革命家,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,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,原中共中央大部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
早在少年时期,就受进步思想影响,追求革命真理,于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60余年的革命生涯。

1995年8月在北京逝世,享年80岁。

1929年起,陈丕显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,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,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,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,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。1935年初,陈丕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。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,他跟随项英、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,进入赣粤边游击区。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,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,粉碎了敌人的多次“清剿“,为保存革命力量,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陈丕显奉命到瑞金、信中等地寻找、联络部队,为赣南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。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,任青委书记、青年部长,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。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,随军东进,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,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、书记,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。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、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,深入发动群众,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,建立统一战线,实行减租减息,促进生产,保障供给,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。他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,参加了陈、粟裕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黄桥、车桥等战役,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以学生的打击。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“打荡”、“清乡”,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,使苏中根据地扩大到2万多平方公里、800多万人口,拥有四个纵队的兵力,直接威胁着南京和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,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。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,不管环境何等险恶,陈丕显同志一直坚持在苏中,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、汪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。他为创建、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正了不朽的功勋,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
解放战争时期,陈丕显同志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,华中分局委员,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,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避令部政委,华中工委书记,新四军华中指挥部、苏北兵团、苏北军区政委。1946年6月,蒋介石公然撕毁“双十协定”,向解放区大举进攻。陈丕显参加了粟裕同志直接指挥的苏中“七战七捷”,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。1946年9月,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,主动撤离华中和两淮(淮安、淮阴),华中分局决定陈丕显同志留下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。他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,人仅保存了共产党的骨干力量,而且关于捕捉战机,主动出击,消灭敌人的有策略量,有力地配合了下面战场的作战。1947年夏,僵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。当时华中内线的兵力已发展到三个纵队,与山东兵团相呼应,发动了强大的攻势,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,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外线作战。嗣后,陈丕显随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,领导华中地区军民大力支援前线,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正了功勋。

1949年4月,陈丕显同志随军渡江南下,任苏南区党委书记,苏南军区政委,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。他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,进行土地改革,剿匪反霸,医治战争创伤,恢复和繁荣经济,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经过三年的努力,全区粮、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,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。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,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。

1952年2月,陈丕显调上海工作,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、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,华东局委员,上海局委员,上海市委第二书记、市委书记处书记,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、第一政委,华东局书记处书记,上海市政协主席,上海市委第一书记。解放初,上海百废待兴,他一到上海,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,为镇反、肃毒、禁赌、禁娼,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,维护社会安定;为平抑市场物价,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,作出了巨大努力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,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,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,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,做了大量工作。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,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,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,以更积极的姿态,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,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、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,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。陈丕显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,倾注了大量心血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上海是“四人帮”搞乱全国、乱中夺权的反动基地。陈丕显同志受到残酷迫害,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,亲属也受到株连。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“的诬陷和胁迫,陈丕显同志毫不妥协,坚持原则,坚持真理,对党忠贞,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自己身处危境,还尽一切可能保护受迫害的干部。

1977年陈丕显同志恢复工作后,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、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。同年7月调湖北工作,担任湖北省第二书记、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。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。在此期间,他还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,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,武汉军区政委。他坚定实行改革开放,恢复发展经济。他十分重视农业、林业、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,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,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,为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
陈丕显同志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。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,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,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,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为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,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,做了许多工作。他始终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发展,并积极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。陈丕显同志协助彭真同志,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,为维护社会稳定,保障国家安全,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,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,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;在主持僵人大党委会党务工作中,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,健全社会主义法制,完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,作出了突出贡献。陈丕显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,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中央委员。

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,即使在重病期间,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。从“红小鬼“到八旬老人,一年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。他尊重知识,爱惜人才,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,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。他作为共产党早期从事青少年领导工作的老同志,始终十分关注下一代的成长。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鞠躬尽瘁。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,仍担任僵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,为我国老龄事业付出了辛劳。他始终保持艰苦相互的作风,廉洁奉公,反腐倡廉。他作风民主,平易近人,严于律已,宽以待人,爱护干部,维护团结,对家属、子女严格要求,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。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待办,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。

陈丕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,光辉的一生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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