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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南
2015-10-13 17:14  

项南(1918—1997),福建连城人,1938年入党。解放后先后任农机部副部长、福建省委书记等职,并当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。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职。1997年11月10日在北京病逝。他曾为了让外界了解“经济特区”,冒着政治风险邀请外媒记者前来采访和报道特区。他曾坚决地反击“经济特区就是旧租界”的论调,在福建省冲破重重阻力,不怕得罪人,不怕丢官,锐意改革。

这位八址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无勋,力倡“要允许改革犯错误,但不允许不改革”。他的从政生涯因此波澜起伏,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。项南的后任、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,词中褒扬项南“骇浪惊涛,从容渡,党存锐气”。作为改革干将,“锐气”一词之于项南,似乎再恰当不过,如果再联系到词中提及的“骇浪惊涛”的历史背景,这“常存”的“锐气”,则更为可贵。就算他终因福建“晋江假药案”去职,但留给福建的背影,也并不落寞。

冲破重重阻力推进“包产到户”

1980年深秋,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。此时的福建,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,但旧观念依然顽固。一个注脚是,当安徽开始搞“包产到户”时,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,就有福建,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“换将”。海外华侨亦曾多欠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。

1980年12月18日,时为农机部副部长的福建人项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。受命入闽的项南被告知,到福建后,要“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”。此时的项南,已经62岁,虽然过早谢顶,但依然精力过人。他身材魁梧,目光温和,为人有坦荡之誉。此前曾出访欧美,见识过“资本主义世界”,改革意识,亦属坚决。

初到福建的项南,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《谈思想解放》的发言,声明要清除“左”的思想影响,“主要在省、地两级党委……而关键又在省委。”这种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必能让人警醒。春耕迫在眉睫,但因为福建反对“包产到户”,农民积极性匮乏,各地竟无春耕迹象。

农时已紧,1981年2月10日晚,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。会中有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:“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,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,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,还是听常务书记的?”项从容作答:“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,也不要听党务书记的,要听中央的。”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亦让项南宣示了变革的合法性,他在会上说,“不要再怀疑了,不要再动摇了,更不要站在对立面。”一个月后全省94.5%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。

不怕惹争议,革新争“第一”

当时的政治逻辑,上任伊始,一般务求稳定低调。但对改革者项南来说,只能选择放手去做。当时的一份《情况反映》记载说,各机关都在谈论说项南已经“开刀”了,福建可望有新局面。他初到福建便提议不再“以粮为纲”,这在当时颇有些“大逆不道”的意味。但项态度坚决,说要因地制宜念“山海经”,农林牧副渔多业发展。

1981年4月底,项南又表态:“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(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)同时存在,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。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,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:交通和通讯。为了扫清这些绊脚石,项南做出了一些列在今天看来远见超长的举动:修成厦门国际机场和引进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。

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一个又一个“第一”:他在争议声中,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“福日“电视机厂,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。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——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。在项的努力下,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,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。

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,1981年10月,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“港澳记者团”访闽之行,开风气之选。所邀报纸中,左、中、右皆有,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。项说,福建要吸引外资,“还需要新闻的朋友多多帮忙”。多年之后,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。

与守旧思想交锋

1981年春夏之交,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,说特区要取消。但项南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发言:“福建对华侨华人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,更不如香港、新加坡。因此,福建应该采取更加优惠、更具有力的政策。”1983年,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。环境有些惨淡,项南和任中夷,这两位改革派地方大员,这期间时常保持热线联系,互通观点。

当年2月7日,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:“我们的开放政策,不是收的问题,而是开放得还不够。”这句话给了项明确的支持。一向超前的项南随后建议:厦门特区可以变成“自由港”,“货物自由进出;人员自由往来;货币自由兑换”。小平思考片刻说:“前两条还可以,后一条不容易。”

这年的3月,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,信在当天下午送给项。第二天,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《福建日报》的头版头条,题目是《请给我们“松绑”》。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,“我们从开放到现在,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,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;可是由于不放权,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。”这些话,在一些人听来,并不顺耳。福建给企业“放权”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,《人民日报》全诉全文转载《请给我们“松绑”》一文。当年5月,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,应该让“包”字进城。

1981年,全国经济调整之际,乡镇企业因为“私生子”的地位,饱受质疑,甚至有被勒令下马之虞。在福建,项南态度坚决,说乡镇企业要“勇敢地上,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”。1982年,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、打击投机倒把的“双打”斗争时,项南再次挺身而出,说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,乡镇企业要发展,两者并不矛盾。6年后,在浙江,小平终于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。此时,项南已经去职。

改革先锋黯然去职

1985年6月,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,项南说,“要允许改革犯错误,但不允许不改革。”他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,满头的“小辫子”让人家抓。1985年的春天,已经有传言说,项南要下。胡耀邦曾对项南说,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,说你“处事偏右”。项跟胡说,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。胡耀邦说,“不必理会,太费精神。”

1986年,项因为福建“晋江假药案”而受到牵连,曾经被他夸为福建“一枝花”的晋江陈埭镇出了“假药”。虽然项南严厉查处,自己五次检讨,但终被中纪委处以“党内警告”。此前一年,与项南荣辱与共的任保夷退休。“平安着陆”,虽然任之前曾多次作检讨。

项南依然性格不改,他离开福建时说,从此和福建“一刀两断”,别人以为他绝情,实际上他是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接任者。去职之后的项南,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贫活动中。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,依旧是精力过人,四处奔波。只是很少谈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岁月,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。

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,项南对秘书说自己想回到福建,“安静地呆上5年,好好整理些旧事。”然而天不遂人愿,这一年的11月,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

项南曾说,自己当初离开福建,应该会有人高兴,有人惋惜,“但前者会是少数人。”是非功过最终终都将由时间证明,如同贾庆林的词中所说,曾经的项南,令“八闽百姓至如今,犹铭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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